那天一早，敌人借着大雾，偷偷绕过了巡逻队，朝着三营防守的地方摸了过去。阵地上的战士们很快就发现了，他们立马开始阻击，打得非常勇猛。但敌人人数太多，一下子来了五六个团，攻势特别猛。三营的战士们一点也不害怕，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，一直拼死抵抗到上午十点。其中二连的战士们几乎都打光了，连长也受了重伤。我们的预备队没赶上，阵地就这么丢了。后来，二十九团的团长刘先润和政委范朝利赶紧组织反击，跟敌人血拼，阵前敌人的尸体堆了一堆。但无奈敌人太多，我们人少，最后还是没能夺回阵地。范朝利政委也在战斗中受了伤。
二十九团阵地失守后，上面查得很严，方面军政委一个劲儿地催，说要处决团政委范朝利，还有三营营长和八连连长。这三位可都是鄂豫皖的老将了，打仗不含糊，虽说他们确实有责任，该受点惩罚长记性，但我真觉得没必要枪毙。我就一直为他们说话，张广才也站我这边，可方面军政委就是不听，非要执行不可，我们就一直拖着这事儿。后来到了余家坪那边，张成台同志接手了军政委的位置，他也赞同我的看法，但方面军政委还是不肯松口，说四军最近几仗打得不好，得拿这个当教训。到最后，我们也没能完全保住这三位同志，三营营长和八连连长还是被执行了，好在范朝利算是侥幸逃过一劫。
这次二十九团丢掉阵地，从历史角度来看，主观问题肯定存在。一来，前线的防守队伍有点松懈大意；二来，战术安排上，预备队被放得太远了。当然，客观条件也不容忽视。咱们兵力就那么点儿，防御面积却那么大，一个团得守三四十里的地方，能守住十多里宽的都算是兵力集中了。兵力严重不足，所有部队都在前线，根本没法加强纵深防御，大多数情况下，后面连预备队都没有。
敌军人多势众，一下子能纠集七八个团来攻打我们的一个点，而且攻势持久，这边攻不破就换那边，阵地失守一两次也是在所难免的事。以前啊，我们在处理人的问题时，太看重个人因素了，却没怎么考虑客观上的难处，这样一来就容易错怪同志，像那两位同志被枪决，就显得不太公平。执行纪律肯定是需要的，但没到要枪毙的地步。他们就这么被杀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
我们在麻石口和鹰背咀新设了防线。政委张广才带着十师守住了东边的鹰背咀，我呢，就带着十一师守在西边的麻石口。麻石口南边是一连串的山头，北边就是麻石口镇，镇子后头不远有条小河，过河就是镇龙观。三十二团、三十三团在山上守着，陈再道的师部就设在麻石口镇上，我呢，还有三十一团作为预备队，就驻扎在镇子后头的村子里。部队一到，咱们就开始布置阵地，挖战壕，那时候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大雨，可咱们的指战员还是顶着雨干。三十一团还在去镇龙观的那条河上搭了座挺宽的浮桥。
我们到达麻石口这片区域没几天后，上头又安排何畏带着九军的二十五师，放到我们后头作为机动部队。
在麻石口安顿了没几天，有天晚上挺晚了，陈昌浩政委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十一师的政委叶成焕可能有点政治上的麻烦，巴拉巴拉说了一堆。我直接就跟他说：不可能，叶成焕这人没问题。他立场老坚定了，打起仗来不要命，工作起来也特积极，表现一直很好，绝对是个好同志。这事儿叶成焕自己也知道了，因为十一师的电话线跟我们这连着，他肯定听见了。我心里也清楚，他听见了。
第二天，我让他必须在上午10点前到军部报道。一见面，我就发现他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，一问才知道，他昨晚哭了一宿。于是我拉着他出去打了会儿斑鸠，一路上劝慰他，让他别太往心里去，要继续好好干。中午我还留他吃了顿饭。饭后，我又多次去找陈政委，跟他解释并担保，最后陈政委终于打消了疑虑。后来四军整编，叶成焕被任命为十师副师长。没多久，总部又调他去三十一军当九十三师政委。他一开始还不乐意离开四军，说三十一军里了解他的人不多。我就跟他说，你放心去，我给你打包票，就算你被抓了，我也得把你捞出来。经过我的劝说，他高高兴兴地赴任了。其实这人挺全能，军事政治都行，在十一师那可是挑大梁的角色。可惜啊，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了。那时候他是八路军三八六旅七七二团的团长。
天刚擦黑那会儿，方面军的陈政委再次来电，告诉我敌人打算用8个团的兵力，突袭我们十师和十一师交接的大垭口地带。他命令我，赶紧带上三十一团，火速前往那里布防，进行阻击。
大雨下个不停，我带着三十一团、警卫连还有担架队，在黑夜和暴雨中急匆匆走了20里地。一到宿营地，部队就立马动手，准备阵地，开始挖防御工事。营地南边是座山崖，不过坡度挺缓，上面长满了树，密密麻麻的。我琢磨着，敌人要是借着树林的掩护悄悄摸上来，那可不好对付。于是，我们就把山崖前的树给砍了，摆成障碍，然后连着建了三条防线。大家一直忙到第二天上午，连口气都没喘。我看这边的情况算是稳住了，可心里还是惦记着东边十师鹰背咀的防守。想到这儿，我连饭都顾不上吃，直接跑到张广才那儿，查看阵地去了。
鹰背咀这地儿，就是道高高的山梁子，前头是悬崖峭壁，后头挨着条大河，东边还有另一道山梁挡着。红十师之前那场仗，二十九团伤亡惨重，现在打仗主要就靠二十八团和三十团撑着了。张广才把二十八团放在了鹰背咀守着，三十团和二十九团剩下的人则守着东边的山梁。我转悠了一圈阵地，发现二十八团守的地盘太大了，人手不够，连预备队都没有。要是敌人突破了鹰背咀，那他们就能直接冲到我们后头的河边，十师的后路可就被堵死了。因此，我跟张广才商量，说二十八团得加强防御深度，还得给王近山留点预备队。可张广才他觉得敌人会主攻三十团那边，毕竟二十八团这边是悬崖，敌人不好攻上来。但我说，悬崖有时候才是最头疼的，容易变成敌人炮兵的靶子，他们一炮过来，咱们守的战士就上不来了。我还是坚持要给二十八团预备队，张广才却说机动部队不够了。我说那就从三十团抽一个营过来。安排好这些后，我又急匆匆地往大垭口赶去了。
真没想到，这天竟然整出个大乱子。下午6点钟，我回到大垭口，秘书王政柱告诉我，陈政委打了好几个电话找我。我赶紧让他给我接通，那时候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正住在镇龙观。电话一接通，陈政委就火了，扯着嗓子骂我：“你跑哪儿野去了！工事不做，你干啥去了！”我当时就懵了，心想这是唱的哪出啊？我问他：“您有啥指示？”他更生气了，咆哮着：“你到底死哪儿去了？”
我直接问王政柱，情况到底咋样了？他告诉我，下午两点那会儿，九军的军长何畏派了个周参谋过来。那周参谋在指挥所周围转悠了一圈，啥也没吱声，然后就走了。
这下我彻底清楚了，问题就出在何畏这家伙身上，他搞的鬼。一年前，何畏趁着“大肃反”的机会，抓了不少十二师的好干部、好战友，我写信给上级请求纠正这事儿。结果他就一直记恨我。这回他又在陈政委那儿瞎说，故意挑拨离间，陈政委脾气急，一听说咱们工事没做，立马就火了。
我打算跟陈政委说清楚，就又打了个电话，结果他一接起来就问我去哪儿野了，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。我一激动，就直接说了：“我去玩了。”然后他“啪”地一下就把电话挂了。我等了五分钟，又拨了过去。这次我说：“你们政治部能不能派人来看看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做工事。你把一万多人交给我带，又不信任我。你叫何畏来查，何畏是啥人啊？他不是党员，他是个土匪！他还动手打我们四军的党委书记和团委书记。何畏这人心里不正道，我们四军在前面顶着，他带着预备队在后面躲着，等快打完了，天都快黑了，他才出来捡漏。哪有这么干的？他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他有啥可嚣张的？你咋就这么信他呢？”
你们老让四军分开守地方，那其他队伍就不能分开？其他队伍能聚一块，四军就不行？总说四军这不行那不行，你们穿衣吃饭、开银行的钱从哪来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想抹去四军的功绩，四军上下可不答应！你这是拆我台啊，那我去通江搬砖算了。跟他大吵了一架，把憋了好久的话一股脑儿全说了。那时候我对他态度也不好。现在想想，他其实是好意，干工作一直挺上心，责任心也强，能力也挺好，就是急性子。
隔天，敌人带着三个旅的兵马朝着十师把守的地方冲了过来。他们假装在东边的三十团阵地猛攻，张广才一看敌人来势汹汹，就决定把原本打算给二十八团当预备队的那个营留下来，没让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带走。其实，敌人是想迷惑我们，真正的主攻目标是二十八团那边。他们集中大炮对着鹰背咀山头狂轰滥炸，就像我之前猜到的那样。之后，敌人还砍倒大树做成梯子往上爬。我们守在山崖上的战士们特别勇猛，毫不畏惧地跟敌人拼杀，给敌人造成了重创。但因为敌人人多势众，我们这边又没有援军，战士们一个班接着一个班地在激烈的战斗中跟敌人同归于尽了。
在大垭口最前线，我一看二十八团那边情况不妙，赶紧带着警卫连往那边冲。但可惜，还是慢了一步，敌人已经冲破了我们的防线，正往山后面追呢。我们加快脚步往前赶，没走几步，就碰上王近山正带着队伍跟敌人干上了。我告诉王近山，得赶紧带着部队把面前的敌人打回去，守住东边的山头，绝对不能让敌人再往前一步，我还把警卫连交给他来指挥。王近山立马开始指挥，他亲自操起机枪一顿猛扫，把敌人死死压在山脊下面。打着打着，王政柱也受伤了。
这场战斗，四军又一次没能守住阵地。陈政委虽然对我有些不满，但他也明白这事儿不赖我。毕竟，当时的任务分配得清清楚楚，军长和政委，各有各的责任范围。
跟陈政委拌了几句嘴，我对何畏发了火。那时候九军的电话线都搅在一起，结果何畏全给听见了。他对我那叫一个恨啊，但也没辙，只能拿四军的干部和战士撒气。到了第二天，何畏碰到十师师长徐顺礼，竟然没事找事，挥起马鞭就抽徐师长。徐师长无缘无故挨了这顿打，哭着来找我诉苦。你说这何畏，是不是太不讲理了？
接下来，咱们得在镇龙观那里布防线。我们料想敌人会从这儿动手，结果还真被我们猜中了。来的还是刘湘的第三师，外加第二、四、五旅，加一块儿二十多个团呢。我军十师和十一师一到镇龙观，四军政委张广才同志就被调走了，这下四军政委的位置就空了。我亲自去瞧了瞧周围的地势，想着怎么利用地形优势。原本我打算让十师的二十八团当预备队。可没想到，陈昌浩打电话过来说要把二十八团调走。我跟他说，二十八团一走，我这手里就没预备队了，阵地咋守啊？他非得说二十八团得调，还说派人去看过阵地了，说是易守难攻，我这兵力足够了。我跟他争辩，你亲自来瞅瞅吧，镇龙观前面就这么一道山梁子，再往前就是河了，敌人一冲过来，咱就没地方退了；十一师防的这片地方有六七十里宽呢，没有三个团根本守不住，我这手里也不能没预备队啊。你要是不给我预备队，我这阵地守不住，你换别人来吧。
吃完午饭没多久，他就到了，我带着他把周围地形看了一圈。那会儿他啥也没说。过了几天，就让李先念带着八十八师来了，他们是给十一师当预备队的。
我们住在小镇边上的小旅馆，里面有三个房间。李先念和我同住一间，剩下的两间住着工作人员和警卫。旅馆的南边就是我军的防线，我的指挥位置也在那儿。警卫连的人挖了个深坑，用大树干架在上面，再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土和石头，大概有一米多深。
我们把十一师的三个团安排到了镇龙观以南，从东山头一直延伸到西山头。让每个团都按照自己负责防守的那段地形，找个险要的地方建防御工事，牢牢守住山口。布置上采用梯形方式，增加防御深度，多留点预备队。同时，八十八师作为总的预备队，他们其中的二十八团已经调到东面石窝场那边防守了，剩下的就安排在指挥所后面的树林和一个村子里。这时候，九军的二十五师也从麻石口那边调了过来，给我们预备队增加人手。我们让他们去了东北方向。
没多久，敌人就打了过来。他们一开始就出动了十多个团的兵力，猛攻我们东边的石窝场和高白寨那片防线。我们四军十师，还有十二师的三十六团，跟其他兄弟部队一起，跟敌人打了好多天。最后，我们干掉了两千多敌人，把他们给打跑了。
后来，敌人又纠集了大约十几个团的兵力，猛攻子干掉了敌人两个营，前沿阵地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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